在Ryan Patrick Hanley看来，也许可以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答案。

Hanley是研究斯密著作的学者，而斯密被公认为是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斯密在开创性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理论：不受约束的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组织调控利己者的活动，以促进公共利益。Hanley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该著作深入探讨了道德和德性这些问题。该书于1759年首次出版，在最终出版的第六版中，斯密探讨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公民如何抵制腐败和剥削的诱惑。

法律规定和社会谴责是限制人类行为的两个最明显的方法，但仅凭这两个方法还不够。法律规定往往是衡量道德的硬性工具。总是有办法可以钻法律规定的空子，遵纪守法的人也因而常常承担不合理的成本。至于社会谴责，就连最开明的社会也有盲区，一些社会甚至饱受令人厌恶的价值观之害。然而，除了法律和公众谴责外，还有什么可以约束那些过往的“强盗资本家”，或者如今的违背民心者、数据操纵者和洗钱者？

基于其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理论，斯密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表示，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不仅仅关注自身的愿望、需求和成功，还关注整个系统的总体长期价值。公正的旁观者是指来自内部的一类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他们能提出正确的问题，帮助人们看清自身和自身的行为。管理者要如何在动荡的商业环境下确保审慎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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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Ryan Patrick Hanley

Q：如今每个高级决策者都面临巨大的道德和声誉压力。亚当·斯密的德性概念将如何帮助处理这个问题？

Ryan Patrick Hanley：斯密不断重申复杂系统远远超出任何个人的有效管理能力这一概念。他写道，有的经理像摆布棋子那样使唤下属，他对此十分反感。这种领导者最错误的一点在于，他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对方的兴趣或利益。

斯密曾多次称这种态度为傲慢、自大、喜欢盛气凌人的代名词。从中得到的最直接的教训是，人们要提防斯密所说的这种“系统人”（man of system），这种人坚称自己解决得了所有问题，并随时准备践踏公司里或社会中其他人的自身利益。

Q：但是成功的企业领导者须不断挑战他人（包括他或她自己在内）的极限，并进入到之前其他公司尚未涉足的领域。

Ryan Patrick Hanley：是的，斯密是这方面的真正倡导者。他注重进步；他说，由于专业分工，人们往往专注于个人的进步。实际上，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有一个实验室，斯密当过实验室的管理员。斯密在书中写过阻碍创新带来的危险。

譬如说，他曾批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某一受国家支持的宗教进行的辩护。斯密更推崇宗教派别百家争鸣，因为这样就不会出现某派宗教过于强大的情况。他想要竭力保护能最大程度促进创新的环境。他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创新也来自于意想不到的地方。诚然，像瓦特这样得到大学资金支持的知名发明家可以想出许多创意。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了一个打工的十来岁男孩，他负责管理消防车的锅炉。这个男孩发明了一种自动阀门，以便自己能有更多时间和朋友玩耍。而他发明的自动阀门最终成为了锅炉的一项重要改进。

Q：斯密是如何发展这个观点的？

Ryan Patrick Hanley：他是个完美的经验主义者。我们知道，他待在格拉斯哥的那段时期，适逢当地商业蓬勃发展，当时格拉斯哥的船只进出于世界各地的港口。他所说的大头针工厂（用来喻示劳动分工）这一著名的例子，就源于他亲眼见过的一家工厂。可以说他预先洞见了商业生活。

他还热衷于研究历史。他不仅对经济史中的事实和数字颇感兴趣，对个别人士的领导风格也很感兴趣。这也是他吸引当代读者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没有抽象地描述“审慎”这一概念，而是选择描述他观察到的审慎的人。他力图展示他们如何按自己信奉的哲学和理论行事。

斯密描述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全球化在发展初期的情况。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让他十分担忧。这家公司除了为曼彻斯特、爱丁堡和伦敦带回滚滚财富外，还会给印度人们带来怎样可怕的影响？他研究了企业活动的人力成本，包括丧失工作流动性和当地经济受到的损害，并建议如何将道德情感转化为商业决策。

Q：理解道德情感对当今的领导者会有怎样的帮助？

Ryan Patrick Hanley：研究斯密的学者对于他只是简单地描述德性是什么，还是提议德性应该是什么莫衷一是。在我看来，他的德性理论是规范性的：该理论描述了繁荣的商业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德性。一方面他是理论家，赞同有时所谓的“布尔乔亚德性”具有实际效用。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私交甚好绝非偶然。譬如说，斯密青睐审慎，但他又不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普遍具有审慎的社会。其他德性也促进了社会的蓬勃发展，其中包括仁慈、宽宏和自制等，虽然它们的经济效用并不那么明显。同时他也不认为我们需要百分之百地循规蹈矩。

事实上他恰恰认为，若不尊重这些价值观，我们看重的种种贸易关系以及商业社会所需要的相互信任都无法开展起来。这就是斯密所说的“公正旁观者”的背景——你头脑中构建了一个完美形象，你渴望与之相称。但是当你反观自己的德性时，相对于那个绝对的行为标准，你会自惭形秽。正如斯密所言，你因此会变得更加“宽容别人的不完美”。

Q：换言之，人们不断追求没人可能达到的超然完美？

Ryan Patrick Hanley：是的。斯密对此非常明确。你知道绝对的德性是不可企及的，但你还是渴求于此。这之间有个微妙的平衡，因为一旦你现实地认识到实现自身目标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就不那么渴求于此了。如何在降低社会成本的同时使领导者行为带来的好处最大化，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清醒、温和、且吸引人的思考方法，它有助于我们解读当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选择，并搞清楚如何保持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Q：斯密有没有解释如何发展这种思维方式？

Ryan Patrick Hanley：在斯密看来，具有德性的人往往长期冷静旁观平凡生活，他们逐渐形成了建立联系、综合归纳和识别模式的能力。我认为，斯密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例。他潜心研究事物的运作方式，力图了解他认识的企业组织中哪些更成功、哪些更失败。

“有意识”还意味着他对所谓的“腐败”非常敏感，也就是不审慎和冷酷无情带来的危险。他在《国富论》中通过指出贫穷社会的悲哀之处来捍卫商业：贫穷社会中的人被限定在他们觉得必须淘汰老弱病残的环境。商业社会避免了这种道德悲剧。有财富时，对生命才有尊严和基本的尊重，但前提是你有责任以斯密所说的审慎的方式来管理繁荣。

Q：你在最近的著作《爱的启蒙》中提到了四位哲学家，他们试图弄清楚这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可以扩散到多广大的群体。

Ryan Patrick Hanley：我觉得上世纪18世纪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就是，它强调“共同的人性”（Common humanity）这个概念。譬如说，大卫·休谟写到了人们对于其他所有人会有的一种本能感觉，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们与我们自己“颇为相似”。

今天，我们可以提出疑问，是否人们进入到了一种更狭义的感性，退回到我们的小圈子，而在小圈子更难看到共同的人性。说到种族和非欧洲人方面的一些言论，我们现在可以说就连休谟和康德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另一方面，斯密撰文反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不仅因为他明白其欧洲同胞“无耻”对待非洲和北美本地人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更是因为他有能力一眼识别卓越和德性，不会因种族或地位方面的差异而有所偏颇。今天，我觉得这个能力非常吸引人，斯密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例。

［本文作者Art Kleiner是普华永道思略特旗下获奖管理季刊《战略与经营》（strategy+business）杂志主编。本文首发于《IT经理世界》，由普华永道思略特、《IT经理世界》授权界面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