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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孙正义、罗振宇创业背后的真相
来源: 中欧商业评论   作者:汪洋  日期:2017-5-8  类别:商学院  主题:观点  编辑:Aimee
以死亡为起点倒推的人生将会变成什么样?74岁再创业的褚时健有他的答案,26岁时的孙正义被宣判只有5年的寿命有他的答案。40岁创业的罗振宇也告诉我们另一种答案。答案的共同点无疑是:工作,延

  稻盛和夫说: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工作是否能够超越生死的焦虑?时间对你又意味着什么?

  香港演员黄子华在一次 “栋笃笑”表演中说:“面对那些无所事事的员工,做老板的还是必须恭敬地将他们的薪水奉上,因为你支付的钱和他人生命的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观众听了,自然哄堂大笑,高呼“退票”。

  话中的荒谬感戳中了人们的一个“痒点”——由时间计量的生命是可以折现的吗?也就抖响了一个包袱。另外,它暗示,不同的人对时间的价值判断常常大相径庭,至少劳资双方的角度就大不相同。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对时间的价值也有不同的考量。

  与时间的关系,是人的终极问题

  17岁就开始做生意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在垂老之际,感叹自己错失青春,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也表示过,最想用巨额财富购买的东西是年轻的岁月。这显然不是某种矫情。

  对于时间的敏感,可视为企业家的特质之一。

  人是受意义驱动的动物,不会甘心去做自己觉得无意义的事,而意义本身即来源 于人们对稀缺度的感知。就个体而言,时间是有尽头的,死亡也必然会发生,只不过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容易用各种方式回避这个事实,彷佛明天之后,永远还在明天。但人内置的生物钟知道时不我待,人类的焦虑很多就来自“时间终将抛弃我们”的潜意识。

  企业家常常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机会本身,就基于时间的单向性和稀缺性。当他们被问起“为什么要创业”这种问题时,往往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回答常常是“要让人生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无非就是时间稀缺导致的对“生”的饥渴感, 它是一种主观感觉。

  在死神的注视下狂奔

  马云问道于王林、李一等人,以求超脱于物质世界的限制,似是对无限人生的向往。他的投资人孙正义则是另一番光景。《孙正义:通往未来之路》一书中充斥着强烈的焦灼感,不时跳出“我觉得自己虚度了几十年时光”,“要是那时更努力就好了” 等等这样的语句。

  如果人真的相信自己明天就会死去,今天往往会下意识忙碌,他们会去想,自己还有哪些想做的事情没有做。面对父亲呕出的满满一脸盆血的时候,15岁的孙正义立志成为企业家。26岁时,经营刚上轨道,他又因为慢性肝炎而被宣判只剩五年可活,孙正义心想,如果幸存,要如何如何;乔布斯的死,刺激他要做更大的事业......他不是欣慰已实现的,而是深感时间无多。用他的传记作者大西孝弘的话说,“孙正义的人生五十年计划是以死亡为起点倒推的”。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关于“焦虑”这个话题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创业的时候40岁,40岁生日那天,特别有标志意义,假设人生能活80岁,正好是中点。突然知道,此后的日子是比此前少的。我还记得一个场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我兜里装了一把枣,我就坐在门槛上吃。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那一把很多,吃得也不干净,就往地上扔。看到还剩一小半了,不行了,甚至还从地上捡没吃完的枣去吃...... 40 岁之后......知道过一天少一天,所以就会导致对时间的感知力完全不同,我现在不能容忍自己浪费时间......分分钟想到自己快死了,你对时间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

  ▲ 截图来自电影《时间规划局》

  很多创业者都似孙正义、罗振宇般一路狂奔,总要找些事情做,不然就会感觉到死神如影随行。

  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机会也罢,风口也罢,都体现了时间与人的紧张关系。在创业者眼里,时间的价格常常是可以计算的,能够以估值、股价来衡量,越高越好。

  如罗振宇说:“商业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永远没有终极。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创业,一定存在一个计划,即半年之内,在中国成为100亿估值的公司。这个机会肯定存在,只是因为我傻我不知道。”

  所以,罗振宇会这样认为,“所有的段子手都是当代诗人......在理想的社会中,谁创造的商业价值越大,作出的贡献就越大;诗歌应当获取商业利益,因为钱是我们扶着向前走的拐杖;诗人如果无法从商业那里获得利益,那是诗人的无能......”

  当“创业”成为心理定式对于企业家而言,人在悬崖上行走,感知死亡的威胁,手脚并用,难免姿势不雅。用赵本山的话说,“走得快了会扯到蛋”,实属情有可原。推而论之,如果“创业”成为某个族群或组织的心理定式时,这个族群也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比如,古代知识分子都不喜欢秦国,粗鄙、功利、文化落后,“吃相”难看,最后却是它统一了中国,然后玩暴政,二世而亡。

  功利主义者商鞅在东方诸侯那里得不到赏识,却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实施变法,推行KPI考核,使秦国一举成为一等强国。为什么秦国最终能够兼并诸侯,统一中国? 不在于什么深谋远虑,而只是“被灭族”成了每一代秦人真实感知的恐惧,因此成为一种族群性格,这让他们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 犹如脑子里老是琢磨着公司“离倒闭只剩下多少天”的创业者。“创业”的激情,来自与死神的竞赛。

  然而,另一方面,秦王朝之所以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倾塌,一个被古人忽视的因素就是,秦国君臣都没有从“创业”的心理积习中走出来。当天下已经统一,仍要没事也得找点事做,上马各种工程,让人民处于痛苦之中。而天下大乱后,秦王朝那时如果不主动出击,而是关闭函谷关、武关自守,等起义群雄们互相攻击,秦人仍可以得渔翁之利。在我看来,就是某种“创业”激情的惯性,是在数百年来与戎共舞的生死博弈中养成的。这种“创业激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加快扎入死神怀里的速度。

  ▲ 截图来自电影《时间规划局》

  超越生死焦虑

  那一年,王石开了一天的车去哀牢山拜访种橙子的褚时健,看到曾经的亚洲烟王裤腿上沾着泥点,正与山民为了80元的劳务费讨价还价。当时的王石称,为75岁的褚时健的生命力所折服,但不相信他能把种橙子这件事做成。近十年后,“褚橙”大获成功, 王石又成了带领中小企业主“寻褚”活动的始作俑者。

  褚时健70多岁才开始创业,又从事种橙这样的既要尽人事,又要听天命的高风险“小事业”,功成还得等上若干年,而每一年的 “结果”只能视为相对于上一年的某项改进,却让褚时健乐此不疲。王石与褚时健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差异,既是对时间的感受不同,也是对事业的看法不同。

  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教授加来道雄在BBC拍摄的《时间之旅》的纪录片中说,“时间的存在很可能只是心理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人在行驶的列车中和人在外部看这辆列车行驶,在物理上时间也并不相同。”看过许多生死的褚时健说过:“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褚时健不需要用各种活动、各种形象去填补生命的虚无,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了“创业”的生死焦虑,这也是王石难以理解的吧。

  稻盛和夫类似。他说,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提升心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僧人经历长期严格的修行也未必能够做到。但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巨大力量。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与孙正义等人把工作视为回应死亡的手段不同,在稻盛和夫的语境中,工作本身成了目的,本身就蕴含着对死亡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稻盛和夫的时间观和孙正义是不同的。稻盛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评价美国是欲望驱动型文化,社会建立在人们的各种欲望之上。我们可以将欲望理解为种种“生”,始终“死”缠斗,“生”与“死”一体两面,所以欲望越深,恐惧也越深。有位在日本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在稻盛和夫的私人晚宴上,被问及怎么看待孙正义,他说:“为了满足稻盛的需求,我鸡蛋里挑骨头地找了些孙正义的缺点,曲意逢迎说,‘孙正义没有经营理念,不是实业家,和您老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稻盛高兴地夸我年纪轻轻看问题深刻,让我以后经常来和他谈谈。”

  这位中国企业家又说:“我早就听说过稻盛的好胜心理,知道他是在嫉妒孙正义, 大约从2000年起,人们就开始崇拜孙正义,认为他是网络社会的新星。本来在那之前,除了松下电器、索尼和本田的创始人,‘经营之神’中的新星一直是京瓷的稻盛。”在他看来,稻盛和夫是担心自己被取代。

  这无法证伪,但我宁愿相信,是这位中国创业者以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在揣度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在企业家中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让人感觉到,自己已经从工作中“证道”,只要像他那样真的正心诚意,心念一转,既能让命运出现转机,又不用像死刑犯似的数着日子生活。

  稻盛和夫在《为了度过有价值的人生》一文中说:“有的人把‘努力工作’和‘拼命劳动’看得毫无意义,他们甚至对积极工作的人报以冷笑和鄙视。还有很多人热衷于股票买卖,憧憬于‘轻轻松松发大财’,很多人创办风险企业,其目的也只是通过上市一攫千金,然后年纪轻轻就脱离工作、享受生活。 把这些当作人生目标的人正在日益增多。”

  从这个意义上,稻盛和夫所指摘的并非停不下来的孙正义们,而是那些羡慕着孙正义们的众生。苏格拉底说过:“不经过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就是对芸芸众生而言,而过度被审视的人生,其实也不那么容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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