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中,我有两年没有拿到奖金。一次是在2000年,一次是在2008年。我认为这绝对是恰当的。
许多人对金融服务业的酬金做法感到担忧和愤怒,而这些担忧中多数都是合情合理的。部分企业的高管在公司破产的同时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美国目前遭遇的危机。对此我也感到非常愤怒。但是并非所有公司都如此轻率,也并不是所有公司的酬金制度都是不好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行业,部分人的酬金是格外丰厚,有时候甚至是过高的。他们当中,有的受益于短期利润或者系统中过高的债务杠杆。部分人则于雇主对其特殊才能的激烈竞争中获益,通常是来自对冲基金和其它类似公司的竞争。尽管没有哪家公司可以声称自己每次酬金分配都是正确的,但在摩根大通,我们确实认为,在决策方面,我们在总体上是非常规范的。我们相信,我们的酬金安排是正确的,但这仅是成就优秀公司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优秀的领导人。
领导地位代表着殊荣、权利和深远的责任。领导人的错误会使很多人受到伤害。对领导人而言,诚实待己和避免自欺欺人,同采纳他人提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一样重要。在我看来,社交智商或情商在管理中非常重要。情商包括共感、思路清晰、同情心和人格魅力。
优秀领导人应具的品质
下面是我总结的卓越领导人的一些基本特点。虽然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这些品质（我知道我没有）,但一个领导人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备其中的大多数。
纪律 纪律意味着经常举行业务审核、人才评估会议和小组会议,并不断力求改进——从具备坚定的职业道德到制定计划,并切实跟进。领导力就像是锻炼身体,必须坚持才能看到成效。
坚韧不拔 领导人经常缺乏这种品性:他们需要有坚定不移的行动决心。这意味着推动变革、反对官僚作风和派别之争,以及具有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高标准律己 林肯曾经说过:“守株待兔固然可行,但得到的也只是先行人留下的残羹冷炙。”领导人必须时刻设定高标准和详细的标准,并具有真正的紧迫感。领导人必须向最优秀的人看齐。大型机构容易出现办事效率低下,因此要求领导人不能有半点松懈。真正的领导人必须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这些标准虽不包含在我们的行业介绍之中,但是需要我们自觉遵守。它敦促我们在对待客户和员工时应遵循“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原则。
勇于正视真相 领导人要以冷静诚实的态度在管理会议上指出不足,强调需要改进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庆祝成功）。所有报告必须准确制定,所有相关事实必须如实汇报,包括全面披露和提供全套账簿。
开诚布公 不论何时,分享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当对问题和备选方案展开辩论,而不是对事实。最优秀的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绝不手软,因为官僚主义可以拖垮一个公司,他们还谨防派别斗争,密切注意正式会议之后的非正式议论,因为人们总是不愿意在适当的时间敞开心扉。同样重要的是,领导人应定期深入基层,避免脱离现实。开会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担心会触怒他人。我曾经听人提到“在会议桌上至少有一个敢言真相的人”的重要性。当然了,如果会议桌上只有一个人敢于讲出真相,公司将会陷入困境,每个人都应该敢于说出真相。
为成功做好准备 高效的领导人确保公司聘请的都是最合适的员工——从法律、系统和营运部门到人力资源、财务和风险管理部门莫不如此。设定正确的人力资源构架也是不必可少的。当三个人向两个上司汇报时,所有决策都演变成了政治斗争,而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构架。
培养士气 高昂的士气是通过解决问题、开诚布公地处理异见、赢得尊重和成功培养起来的。高薪厚禄或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只能避免作出艰难的决策,助长了被动处事的作风。我非常看重忠诚,但是忠诚却经常被误用。忠诚本应是一个人对原则和公司的忠诚:对个人忠诚通常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任人唯亲。领导人要求员工埋头苦干,并保持忠诚,但是忠诚和相互尊重都是双向的。对员工忠诚并不意味着经理有义务委派他们担任特定的职务,而是共同建立一个健康而生机勃勃的公司、告诉他们真相、为他们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培训和机会。当员工失败时,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任人唯贤和团队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常常被误解。任人唯贤意味着在工作中任用最优秀的人才,这样能在公司内部增进公正感,而不是造成公愤:“他们总是照顾自己的朋友。”最后,尽管团队协作非常重要而且经常是“融洽相处”的代名词,但一个人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做正确的事也同样重要。
公平待遇 最优秀的领导人会以恰当而尊重的态度对待所有员工,不论是普通职员还是首席执行官。公司中,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因为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服务客户。当真正的领导人考虑提拔员工时,他们会挑选那些受到尊敬的人,并问问自己:“我愿意为他工作吗?我愿意我的孩子向她汇报吗?”
谦逊 领导人需要感谢那些在他们之前为企业的成长做出贡献的人,因为企业的成功绝非领导人个人的努力。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幸运的成分,保持谦逊是非常重要的。总体目标必须有助于造就一家伟大的公司,这样,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何谓“公平酬金”
我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致力创造一些能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成就。他们通常都非常勤奋,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领导人往往设立很高的标准,因为只要他们打算做某件事,他们就会竭尽全力。他们认为工作比自己更重要,以团队或组织的利益为最高职责。然而,尽管我也认为金钱不是领导人工作的主要动力,但是说酬金是毫无意义的恐怕也并不现实。员工也有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也有深刻的“公平酬金”意识,这就是说,如果与公司内外的同行相比,他们感觉自己没有获得公平的酬金,那么他们也会感到不开心。人才就像产品一样也有市场,公司必须支付合理的价格才能获得。
人们普遍认为,相信企业自由经营的企业家仅存在于小公司中,而且小公司的企业家可以以合适的方式自由地追求幸福或利润。自由企业、企业家精神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同样也存在于多数大型企业之中。作为我们的股东应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缺乏创新、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以及预测巨大挑战的能力,那么大公司将不复存在。实现了这些目标的员工希望获得公平的薪酬待遇,就像他们如果实现了成功创业而获得回报那样。
首席执行官的业绩评估应严格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应该不断地评估首席执行官的业绩并给予信息反馈（和指导）。只有董事会可以决定首席执行官的酬金。在摩根大通的每次董事会例会上,董事们还会举行我不出席的背靠背会议。酬金委员会和董事会需要独立思考——股东们也同样如此。他们会审查很多数据来评估公司的业绩,包括审核竞争对手的业绩及其酬金做法。但是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不会依赖酬金顾问作出决策。董事会相信,决定首席执行官（和我们公司所有高层）的酬金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能外包。
在过去十年中,我有两年没有拿到奖金。我认为这绝对是恰当的。2000年,美一银行当时情况非常糟糕,我们不得不裁减了大约1万名员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拿奖金是非常不合适的。那年是我在美一银行的第一年,我有保证奖金,但我放弃了。第二次是2008年,我们的财务业绩乏善可陈,因此不能向首席执行官发放奖金。但在那两年我们的确向很多其他员工支付了奖金,因此我们也兑现了一条原则,即首席执行官不必是公司酬金最高的人。
在我任职摩根大通的这些年里,我的大部分酬金（约占65%）都是股票。我从未出售过我的股票,并且只要我还在这个职务上,我就不打算出售。事实上,我在加盟美一银行时就直接买入了大量股票,不是因为我认为便宜（实际上我认为是被高估了）,而是因为我希望能与公司荣辱与共,与其业绩休戚相关。
请停止对大企业的妖魔化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和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强大和生机勃勃的经济需要有适当的政府政策和富于创新且负责任的私有经济体系。健康的企业界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每天上班的1.3亿美国人当中,有近1.1亿人为私有企业员工。这些私有企业现在是,而且一直都是美国就业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企业界的“规模”被妖魔化了,但事实上,某些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进行必要的投资、承担特殊的风险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关键的支持。经过多年的投资和创新,美国员工的生产力和公司庞大的规模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最终动力。据估计,自1995年以来,美国大型企业和在美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生产力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以上。福特、波音、辉瑞、卡特彼勒、苹果、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是全球创新的佼佼者。像惠普这样的尖端企业支撑起的是一个由中小型供货商组成的活跃网络链条。学术研究显示,这些境外投资实际上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目标,但是国家不应将价值和目标与保持强大的经济体混为一谈。健康发展的国家可以为其人民做很多好事。未能创造健康经济的国家往往使其人民承受了更多的艰辛和苦难。许多国家声称想要帮助其人民,但事实上却使其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伤害。也许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即便如此,好心办坏事也是常见的事情。
巴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西在利用刺激增长政策发展经济的同时利用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财富为关键社会公共计划提供财政支持。过去20年中,巴西采取了许多极大增强其经济实力的政策。它还大力支持金融机构的发展,对公司实行私有化,完善法制,将大部分资金分配给私有资本市场,并且培育出了世界级的公司。八年前,巴西选举出了左翼总统,但他延续了增强经济实力的政策。他还拨出部分资金启动一项名为Bolsa Familia的计划,为巴西最贫穷的居民提供疫苗接种、教育和每月80美元的食品补贴。道理显而易见:良好的政策和经济发展并非社会发展的敌人,它们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美国价值观的核心是坚定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责任感。我们必须在经济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中继续提倡责任感。糟糕的结果并不总是别人的过错所导致的——我们必须营造一种环境,使客户、贷款人、借款人、企业和投资者都为各自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总是指责他人。
当公众或政治家们对像我们这样的银行进行口诛笔伐时,他们往往以为他们只是在惩罚那些高管人员,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惩罚普通股东。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普通老百姓通过储蓄和退休基金拥有着我们最大的银行和公司。我们的股东包涵了美国的各个阶层,他们中有教师、退休人员和公务员。当我们将关于责任和管制的争论简单化地归结为一些不恰当的概念时,比如普通老百姓相对于华尔街,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或者大银行相对于小银行时,我们其实是在不加区别地责备好人和坏人,而这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无知和偏见。
进一步而言,当我们对整个行业或所有企业界进行攻击谩骂时,我们就是在诋毁我们自己和许多使这个国家取得今天这些伟大成就的东西。我们还应当避免不加区别地指责任何一个群体,包括政治家或媒体。我们应该少关心每天的报纸和选票,而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在这场危机过后将载入史册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在困难面前,我们是否以正确的方式、为正确的理由做了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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